估《学衡》

鲁迅以笔名风声发表姊妹计划: 数据项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著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惶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甯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缙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缙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缙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著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惶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