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科学研究理论

正如我们从之前的章节中所了解到的，科学是科学方法衍生出的以理论集合为代表的知识体系。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什么是理论，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需要理论；什么是理论的构成要素，如何评估理论以及我们应如何在研究中运用理论。同时，我们将以社会科学研究中五个常用理论为例来阐述前面章节所提及的问题。

理论

理论是对自然或社会行为、事件或现象的解释。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科学理论是一个由构念（概念）和命题（构念间的关系）组合而成的系统，对在某些假设和边界条件下的现象做出符合逻辑、系统且一致的解释（Bacharach 1989）1。

理论应当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仅仅描述或预测事件。需要注意的是，预测事件或行为只需要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预测变量，而不需要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例如，市场分析师可以利用市场公告、主要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来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或其他机构的最新数据，并基于先前所观察到的相关性来预测股市的波动。预测仅仅需要这种相关性分析。与此相反，解释事件则建立在理解其原因或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需要三个条件：

（1）两个构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2）时间优先（原因必须先于结果发生）；（3）排除备选假设（通过测试排除）。科学理论与神学，哲学或者其他对于事件的解释不同，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检验，甚至被证伪。

解释包括个案研究和通则研究。个案解释是指对某一情境或事件的详尽说明。例如，你考试成绩很糟糕是因为：（1）你忘记了考试日期；（2）交通堵塞导致你考试迟到；（3）你在考试中途觉得惊慌；（4）考试的前一天你工作到很晚因此没时间复习，或者甚至是因为

（5）你的狗吃掉了课本。解释可以是详细、精确和有效的，但是它们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相似的情境（即使是对于同一个人），因此个案解释不具有普遍性。相比而言，通则解释则用于于解释一系列的情境或事件，而不仅仅针对某一情境或事件。例如，学生考试成绩很差是因1Bacharach, S. B. （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496-515.为他们没有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来准备考试，或者由于过度紧张、注意力下降以及其它的一些心理紊乱因素所造成。通则研究的目的是得出适用于跨情境、跨事件或跨人群的结论，因此它没那么精确、完整和详细。但是，通则研究可以用较少的变量来解释问题。由于理论也同样用于对事件、行为或者现象的模式做出普遍性解释，因此就其属性而言，理论解释通常是通则性解释。

在了解理论的同时，了解理论不是什么也是尤为重要的。理论不是数据、事实、类型学、分类学或实证结果。一堆事实不是理论，就如同它们只是一堆砖瓦，而不是房子本身。同样的，构念的特定集合（一种拓扑结构）也不是理论，因为理论不仅仅是构念，还包括了命题、解释和边界条件。理论基于逻辑推理而不是观测，在概念层面操作，而数据、事实和调研结果在实证或观测层面操作。

在研究中运用理论有很多好处。首先，理论为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发生提供潜在的逻辑推理。它解释目标现象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关键结果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因素，以及推动目标现象的潜在过程是什么。其次，理论提供了意义构建，它帮助我们在理论的框架下综合实证结果并通过不同的研究，发现影响两个构念之间关系的因素来协调矛盾的结果。再次，理论通过界定构念和关系，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最后，理论可以缩小理论之间的差异以及引起对现有理论的再度评估，有利于知识的积累。

然而，理论也有局限性。构念及其构念间的关系是有限的，因此，在对现实的简化说明上，理论无法对现状做出足够的说明。理论往往用于简化说明，然而现实却更加复杂。此外，理论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忽视了没有被理论界定的重要概念。

理论的构建模块

大卫·惠顿（1989） 认为理论的构建模块有四个：构念、命题、逻辑和边界条件/假设。念构阐述了理论是“什么”（例如，什么是解释现象的重要概念），命题阐述了理论是“怎样的”

（例如，构念是怎样互相联系的），逻辑阐述了“为什么”（例如，为什么这些构念相互联系），边界条件/假设阐述了“谁，什么时候以及在哪儿”（例如，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构念和关系才能实现）。 尽管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讨论过构念和命题，为了结构的完整性，我们将再阐述一次。

构念是高度抽象的概括，用于明确地描述感兴趣的现象。在第二章中我们了解到构念可以是一维的（包含单一构念），例如体重、年龄，或者是多维的（包含多重构念），例如个性、文化。有些构念，例如年龄、教育和公司规模，都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有些构念，例如创造力、偏见和组织的敏捷度，更加复杂和深奥；还有些构念，例如信任、态度和学识，代表着随时间改变的趋势，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尽管如此，所有的构念必须有清楚明白的定义，并详细指明如何度量构念以及在在哪个层面（个人、集体，组织等）分析构念。度量抽象构念的代表就是变量。例如，智商测试的分数是变量，它可以度量智商这个抽象的构念。前面也提到过，科学研究一般沿着两个方向：理论方向和实证方向。构念是理论层面的，然而变量却是实证层面的度量和观测。除此之外，第二章中我们讨论过，变量可能是独立变量、因变量、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图 4.1展示的是构念（理论层面）和变量（实证层面）的差别。

图 4.1理论概念和实证概念的区别

命题是基于演绎逻辑对构念的相关性分析。命题是陈述的形式，应该完美地指出因果关系

（例如，如果 X 发生，Y 也将随后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命题可能是推测出来的，但是必须经过验证，如果实证观测不支持推测，该命题就被丢弃。然而，与构念相似，命题也是理论层面的表述，只能通过考察构念的度量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验证。假说，即命题的经验公式，可以表述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逻辑是理论的第三个构建模块，是证明命题的基础。逻辑像胶水一样，把理论构念粘合在一起，为构念间的关系提供意义和关联。逻辑也是存在于理论核心的解释。没有逻辑，命题将会是临时的、任意的甚至无意义的命题，无法形成紧密结合的命题体系，这是所有理论的核心部分。

最后，理论都受到价值、时间和空间等假设的限制，边界条件限定了理论适用于哪些方面，不适用于哪些方面。例如，在推测人群行为时，经济理论假设人是理性的（或者接近于理性），以及运用成本收益分析使效用最大化。然而，政治学理论假设人具有政治性，而不是理性。具体而言，人们试图在专业或者个人的领域内最大化自身的权利和对他人的控制。考虑到假设的不同，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无法直接比较，如果研究者的目标是了解组织的权利结构和改革，那么就不应该运用经济理论。同样地，理论可能有隐含性的文化假设（例如，它们是否适用于个人主义文化或者集体主义文化）、时间假设（它们是否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前期或者后期）以及空间假设（它们是否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点）。如果一个理论被合理地使用或者检验，那么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所有构成理论边界的隐含性假设。然而，理论家们很少清楚地描述隐含性假设，这往往会造成研究中理论的误用。

优秀理论的特征

理论是对复杂社会现实的局部解释说明。就其本身而言，有好的解释也有坏的解释，因此有好的理论也就有坏的理论。如何衡量某个理论的好坏？不同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标准，下面我们列出一些重要的标准：

逻辑的一致性：理论的构念、命题、边界条件和假设是否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如果一个理论的构建模块不具有一致性（例如，理论假设理性，但是其构念的定义蕴含着非理性），那么这个理论是一个不好的理论。

解释力：某个给定的理论能够多大程度解释（或预测）现实？好的理论显然比其他理论更好地解释了目标现象，在回归方程中通常用方差（R2）来度量。

可证伪性：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20世纪40年代曾指出，理论若是有效的，那么它必须具备可证伪性。可证伪性确保了当实证数据与理论命题不相符时（研究者可以使用实证数据来检验理论），理论是可被证明为误的。换句话说，若无法通过实证检验，这个理论就是错误的。重复的表述，例如“气温高的天是热天”无法通过实证检验，因为热天被定义（及衡量）为气温高的天，因此，像这样的表述不能被视作理论的命题。可证伪性要求存在反义的解释，这使我们可以充分度量构念。然而，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并不代表着理论应该是错的。如果一个理论基于实证证据确实是错的，那么从一开始它就是个不好的理论。

简约性：简约性检验了利用少数变量从多大程度上解释现象。这个定义出自 14 世纪英国逻辑之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亦被称作“Ockham’s razor” 或 “Occam’s razor”），他认为在众多能充分解释被观测证据的理论中，最简单的理论（运用最少变量或者最少设定的假设）是最好的。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总是牵涉到众多的变量。然而，这却违背了建立理论的目标——简化和归纳事实。简约性与给定理论的自由度有关。简约的理论有着更高的自由度，这使得该理论更易于跨环境、跨假设和跨人群的归纳。

理论化的方法

研究者如何构建理论？斯坦菲尔德和富尔克（1990）2提出了四种方法。第一种，在观测到的事件或行为模式上归纳出理论。这种方法被称作“构建扎根理论”，因为理论根植于经验观测值。这种方法不仅困难，而且受限于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有可能导致伪相关性。此外，除非研究者能够提供不同观测模式之间一致性的解释，否则观测某个事件的模式无法构建出一个理论。我们将在后面有关定性研究的章节中讨论扎根理论的方法。

第二种构建理论的方法是利用预定义框架，针对与目标现象潜在相关的不同的预测变量，构造一个自下而上的概念性分析。例如，这样的框架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框架， 研究者首先寻找不同类别的输入，例如个体的、组织的或者与感兴趣的现象相关的技术因素（产出），然后描述把这些因素连接起来的过程。这也是一种归纳性方法，基于经验性观测和/或先前的知识，对研究者的归纳能力要求很高。

第三种构建理论的方法是扩展或者修改现有的理论，用来解释新的内容。例如将个人学习的理论扩展到组织学习的理论。在对现有理论进行扩展时，原有理论中特定的构念、命题、和/或边界条件可能被保留，其余的将会被修改以适用于新的内容。这种演绎的方法对以前的理论学家提出的大量社会科学理论进行了补充，是一种构建理论的有效方法。2Steinfield, C.W. and Fulk, J. （1990）. “The Theory Imperative," in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J. Fulk and C. W. Steinfield （ed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第四种构建理论的方法是总结出两种环境（旧环境和新环境）的结构相似性，将现有理论应用于新环境。这种方法依赖于类推，是利用演绎方法构建理论中最为创新的一种方法。例如，马库斯（1987）3通过类推分析，总结出核爆炸与不受控的网络发展或电子商务的相似性，提出网络增长的临界物质理论。就像核爆炸需要放射性材料作为临界物质来维持一样，马库斯认为网络需要用户作为临界物质来维持自身的增长，没有这样的临界物质，网络将会萎缩而最终失败。

社会科学理论的例子

本节，我们将简要概述几个来自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这些理论运用一系列构念、命题、边界条件、假设和深层逻辑来解释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本节仅对这些理论进行简单的介绍，若想详细和深刻的理解这些理论，建议读者查阅这些理论的原始来源。

代理理论。代理理论（又称委托与代理理论），是组织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由罗斯

（1973）4提出，解释了两个目标不一致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雇员和雇主之间，组织主管和股东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代理理论的目的是约定最佳的契约和条件，最小化由于双方目标不一致造成的影响。理论假设的核心是人都是利己主义的个体，理性有限且不愿意承担风险。该理论适用于个人或者组织层面。

代理理论中的双方当事人即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委托人雇佣代理人代替他们执行某项任务。委托人会快速和有效地完成指定任务的目标，而代理人的目标是用自己的节奏完成任务，规避风险，在共同利益中寻求个人利益（例如个人薪金）。因此，两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信息的不对称性自然而然导致委托人无法观测代理人的行为或者无法准确度量代理人的能力。这样的不对称性可能导致代理出现问题，包括代理人没有付出相应精力去完成任务

（道德风险问题）或者歪曲自己的专业技能以获得代理任务，却无法像委托人期待的那样完成任务（逆向选择问题）。典型的契约是基于行为的，例如按月支付的工资，无法克服这些问题。因此，代理理论建议使用基于结果的契约，例如在任务完成后支付佣金或者基于行为与结果激励的混合契约。虽然雇员的工资是一个基于行为的契约，但是雇员的股票期权计划是基于结果契约的。代理理论也建议雇主使用工具，来提高基于行为契约的效能，例如引入监控机制的投资（如雇佣监察人），来克服由于道德风险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根据代理人的表现而定的续约契约（评定表现使契约变成部分结果导向）；或者改进指定任务的结构使其更加程序化，以便于观测。

计划行为理论，由阿耶兹（1991）5提出，该理论是一个广义的社会心理学范畴内的个人行为理论，用于研究范围广泛的个人行为。它假设个人行为基于理性思考和社会压力，表现出有意识的理性选择。计划行为理论假设行为是基于个人对该行为的意图，行为是一个函数，与个人对该行为的态度、行为的主观规范以及行为控制感知相关（图 4.2）。态度是指个3 Markus, M. L. （1987）. “Toward a ‘Critical Mass’ Theory of Interactive Media： Universal Access, Interdependence, and Diffus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5）, 491-511. 4Ross, S. A. （1973）.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2）, 134-139. 5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179-211.人对某项行为所持的整体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态度可通过综合某人对某项行为所致的结果的信任来评价，态度权重由对结果的赞许度来衡量。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表现为不同团体（例如朋友、同事、公司主管）预期规范的加权组合。行为控制是指为限制某种行为，个人对于内在和外在的行为控制感知。内在控制可能包括个人执行目标行为的能力（自我效能），然而外部控制是指在执行行为过程中对外部资源的获取（推进条件）。计划行为理论也提到，有时想要执行某种行为，但是缺乏需要的资源，因此，行为控制除了可以间接影响行为（以意向作为中介）之外，还可假定行为控制直接对行为造成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是早前理性行为理论的扩展，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感知的主要驱动力是态度和主观规范，而非行为控制。阿耶兹将行为控制加到计划行为理论中，用以解释人们可能无法完全控制自身行为的情况（例如在浏览网页时没有高速网络接入）。

图 4.2 计划行为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创新扩散理论（IDT）是通信领域内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用以解释创新如何在众多潜在采纳者中扩散。埃弗雷特•罗杰斯（1962 年）基于 508 个扩散研究观测值创建了该理论，但是最早研究这个概念的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该理论中的四个关键元素分别为：创新、通信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创新，包括新技术、新实践或者新想法，采纳者可以是个人或组织。在宏观（群体）层面，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是一个通信的过程。在社会系统中，人们通过通信渠道（例如大众传媒或者早前的采纳者）了解新的创意和该创意的潜在好处，并被说服采纳该创意。扩散是一个时间过程，在早期采纳者中扩散过程缓慢，当创新被主流人群接受时，扩散过程开始加速，当采纳人群饱和的时候，扩散过程最终减速。因此累积的采纳曲线是一个 S形，如图 4.3所示，采纳者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所有采纳者都不同且根据采纳的时间，采纳者被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众多跟进者、后期众多跟进者以及滞后者。扩散的速度取决于社会系统的特征，例如意见领袖（其意见受到其他人重视的专家）和变革推动者（影响其他人行为的人）的出现。

在微观（采纳者）层面，罗杰斯（1995）6认为创新采纳过程包括五个阶段：（1）获知：当人们通过大众传媒或社交渠道来了解创新，（2）说服：当人们被早期采纳者劝服采纳创新，（3）决策：人们决定采纳或拒绝创新，（4）实施：人们初步运用创新的程度不同，6Rogers, E. （1962）.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ther editions 1983, 1996, 2005.

（5）确认：人们决定继续使用创新（见图 4.4）。该理论假定了 5 个创新特征来描述采纳者的决定：（1）相对优势：相对于早期创新，现有创新预期收益高，（2）兼容性：创新匹配采纳者的工作习惯、信念和价值的程度，（3）复杂性：人们学习和使用创新的难易程度，

（4）可试用性：创新可以被试验的程度，（5）可观测性：创新结果可清晰被观测的程度。最后两个特征被许多创新研究忽视。复杂性与创新采纳呈负相关关系，然而其他四个特征与创新采纳呈现正相关。创新采纳也取决于个人因素，例如采纳者的风险倾向、受教育程度、世界大同主义和通讯的影响。早期采纳者一般偏好风险，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及倾向于依赖大众传媒了解创新信息，然而后期采纳者更多的依赖人际关系（例如朋友或家人）作为他们信息的主要来源。创新扩散理论由于“创新偏见”（即认为所有创新都是好的，都会在整个群体间扩散）而受到批评，因为该理论不允许无效的创新，例如时尚，在没有被整个群体采纳或者被更好的创新所替代的情况下会快速消亡。

图4.3 S形扩散曲线

图 4.4 创新采纳过程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由佩蒂和卡乔鲍（1986）7提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是心理学领域内关于态度的形成或改变的双过程理论。它解释了针对特定对象、事件或行为，如何影响个体近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以及这些改变策略的相关效用。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假定个人态度可由两种影响路径来描述：中心路径和外围路径。它们的区别是大量有用信息处理不同或者精细加工不同（图 4.5）。中心路径要求个人在形成一个对目标对象的判断前，必须思考与目标事件相关的论点信息，详细地查看论点的利弊。在外围路径里，主体依赖外部“线索”，例如早前的用户数量、专家的推荐或者推荐的喜爱程度，而不是依靠论点的质量来决定他们对目标对象的态度。外围路径没那么多认知要求，我们通过运用论点质量和外围线索这两个构念，对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中的态度改变路径进行典型操作。7Petty, R. E., and Cacioppo, J. T. （1986）.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图4.5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人们受中心路径影响还是外围路径影响取决于他们详尽描述论点优点的能力和动机。这种能力和动机被称作精细加工可能性。具有高精细加工可能性（高能力和高动机）的人更容易仔细地处理信息，因此受到论点质量的影响更大。然而那些具有低精细加工可能性的人更容易受到外围线索的影响。精细加工可能性是环境特征而不是个人特质。例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病症时可能使用中心路径（凭借他/她的专业技能），但是在通过汽车修理工了解他的车况时使用的是外围线索。就这点而言，该理论对新产品或新想法甚至社会变革中如何改变人们态度有着广泛的启示。

一般威慑理论。两位 18世纪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贝卡里亚和杰里米·边沁，提出了一般威慑理论（GDT）来解释犯罪和减少犯罪的方法。一般威慑理论解释了个体做出异常、反社会或者犯罪行为的原因。该理论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对于附和行为和离经叛道行为），经过理性的成本效益估算后，他们大量地选择了离经叛道行为。人们自然会选择使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离经叛道的选择会增加个人收益或者快感。因此，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以及提高犯罪份子的逮捕率能控制犯罪行为的发生。迅速、严厉和必要的惩罚是一般威慑理论的核心构念。

然而，经典的犯罪学实证主义研究一直在寻求产生犯罪行为的普遍原因，例如贫穷、缺乏教育、心理状况并对如何改造犯罪分子提出推荐策略，例如向犯罪分子提供职业培训和医疗服务。一般威慑理论重点研究犯罪分子的决策过程和影响这一决策过程的情景因素。因此，犯罪分子的个人情景（例如他的个人价值、富裕程度和对金钱的需求）和环境情景（例如目标被保护的程度、当地警察的效率、犯罪分子的逮捕率）在犯罪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威慑理论的研究重点不是如何改造犯罪分子或避免犯罪行为，而是如何降低犯罪行为的吸引力来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为了这个目的，“目标强化”，例如安装门栓和增强自卫技能；法律威慑，例如减少某些犯罪行为的假释、“三击服刑制”（源自棒球术语三击出局，指犯罪分子犯罪满三次就强制入狱监禁，哪怕第三次犯罪很轻或者不值得监禁）、死刑；利用邻里监督等方式增加逮捕的机会；针对毒品和黑社会犯罪成立特别任务小组，增加警力巡逻和犯罪相关教育课程例如发布“犯罪分子将会被起诉”的高曝光率公告都能够有效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一般威慑理论不仅对传统犯罪有意义，而且对当代白领犯罪，例如内部交易、软件盗版和非法音乐分享也有着重大意义。